價值醫療時代終於來了嗎？
作者 : Patrick O’Doherty，ADI數位醫療保健資深副總裁
為了控制醫療保健支出和改善治療效果，價值醫療(VBC)可望讓醫療模式從以治療疾病為主的被動模式轉變為以預防和管理為主的主動模式…
價值醫療發展史
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醫療保健系統依照「服務收費」(fee-for-service；FFS)的經濟模式不太奏效。幾十年來，醫療保健成本一直以超過GDP和通貨膨脹的速度持續成長，與醫療保健服務的改善幾乎毫無關聯。例如，美國醫療保健支出佔其GDP的百分比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水準的2倍，但平均壽命遠低於預期水準，能免於的死亡人數更多，慢性疾病發病率也高於平均水準。
儘管醫療保健的成本/效益問題很複雜，但FFS模式絕對不是解決該問題的方法。當醫療保健提供者依其提供的服務數量收費，而非依服務效果/價值收費，醫療保健成本將不可避免地增加，而且當新技術擴展了提供醫療服務的能力時，醫療成本會以更快的速度成長。這就導致醫療保健提供者、新技術和支付方之間的關係持續緊張，人們更關注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而不是改善患者治療效果。
隨著全球致力於控制醫療保健支出和改善治療效果，近15年前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即「價值醫療」(value-based care；VBC)，自出現以來日益受到歡迎。VBC顛覆了FFS模式，將經濟關注點從手段(花費的努力)轉向結果(在品質、治療效果和成本方面創造的價值)。除了直接帶來的經濟效益，價值醫療並有望將醫療模式從以治療疾病為主的被動模式轉變為以預防和管理為主的主動模式。
阻礙因素
儘管價值醫療為個人和人類健康帶來了有利影響，但醫療保健提供者和支付方採用這種模式的速度卻很緩慢，主要原因是從FFS模式受益的人員抵制採用這種模式，還有就是整個醫療保健產業的內部惰性。不出所料，VBC完全不同的醫療保健和經濟模式遭到了多方阻力，因為各方需要從根本上重組其營運和業務模式，才能利用VBC模式。
這包括醫療保健提供者、支付方和供應方。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價值醫療是一種更加複雜的醫療保健模式，從傳統來說，其採用存在許多結構性的阻礙，包括規模化技術、人員配備以及複雜的監管架構。
因此，到目前為止，在私營醫療保健產業內，除了少數幾個市場之外，VBC的承諾大部份都沒有實現。雖然醫療保健作為支付方一直是主要的支持者，但在該領域，大部份商業支付方和醫療保健優先計畫採用VBC的速度仍然很緩慢。
新冠疫情對加速採用價值醫療的影響
但是，新冠疫情(COVID-19)正在改變人們對價值醫療的看法。在疫情肆虐的前幾個月，醫療保健提供者和支付方開始提供遠端醫療，以降低當面看診帶來的傳染風險。遠端醫療以往一直是保健服務領域的一種例外情況，但是現在正成為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模式。
智慧型手機、高速網際網路連接、Zoom和其他協作工具，以及醫療保健門戶系統都推動了這種新模式的發展，而且醫療保健提供者和患者發現，許多健康問題都可以透過遠端方式安全、有效、便利、輕鬆地得到解決。當支付方意識到遠端醫療不會增加其風險時也更願意加入。此外，在疫情期間，許多醫療保健提供者發現他們的收入並沒有因為選擇性治療數量的減少而中斷，進而發現了依照患者收費(與FFS相反)這種模式的經濟優勢。
新冠疫情推動遠端虛擬醫療服務的使用大規模增加。
證明醫療服務可以不必受限於中央醫療設施，這是推動廣泛採用價值醫療模式的關鍵第一步，因為其證明醫療保健經濟並不一定要依賴醫院的使用情況或位置。事實證明，遠端患者監測(RPM)創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對於推動VBC的採用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例如，基於智慧手錶的血氧計和其他測量血氧水準的家用裝置可以協助患者和醫生在診間之外監測新冠肺炎的治療情況。從根本上來說，RPM讓醫生能夠透過虛擬方式診斷居家治療的患者，而不只是透過現有的遠端醫療技術與其通訊。
儘管新冠疫情至今持續威脅著人類健康，但許多醫療保健提供者和支付方已經開始考慮疫情之後如何在醫療領域採用這些創新技術。雖然部份醫療機構可能回歸傳統的醫療模式，但採用VBC的許多障礙已經消失，未來，醫療保健領域可能會呈現不同的發展局面。但是，要讓VBC得到充份利用，還需要完成一些額外的工作。尤其以下四個領域對VBC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技術、工作流程、經濟和監管。
價值醫療模式的四項挑戰
技術
近年來遠端患者監測技術已經獲得改善，但還沒有達到要求的水準。Apple和三星(Samsung)的手錶、Garmin、Casio和Fitbit這些產品最初用於測量步數和心率，雖然在過去10年其取得了長足進步，產品功能也越加豐富，但其精度、準確性和可靠性仍未能達到醫療測量標準的要求。
智慧手錶漏測了一兩次心跳，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如果我們以RPM系統為基礎進行治療，而RPM系統提供的測量結果不正確，這就是大問題了。為了利用遠端患者監測裝置在家中進行有效的急性和亞急性或慢性疾病管理，這類裝置必須能夠提供與醫院裝置相當的臨床級測量結果。除了精度外，感測器整合也非常重要。相較於獨立感測器，互相連接和整合的感測器具有更大的優勢。
例如，將用於測量心電圖、胸阻抗和體溫的不同感測器的異源輸出連接起來時，可以實現協同增效效應，讓我們不必直接進行測量，就能瞭解患者的身體機能狀況。透過結合使用整合式感測器、邊緣處理、人工智慧(AI)和雲端分析，醫療保健提供者能夠在家裡獲得豐富的診斷資訊，從而在患者進入急性發病階段之前及時做出臨床決策。
工作流程
但是，如果遠端患者監測的輸出與醫療保健提供者的現有工作流程高度一致，那麼持續監測患者情況將只是一項優勢。遠端監測解決方案不會增加醫療保健提供者的工作負擔，而且還能根據患者狀況提供早期預警。
對於提供者來說，如果RPM解決方案提供的資料格式與其現有的系統不相容，或者RPM解決方案提供了過多不實用的資料，該解決方案也是無用的。在網路安全的早期，系統產生了大量資料和警報，坦白說，可謂鋪天蓋地，令許多系統管理員和使用者感到「警報疲勞」，所以乾脆直接將其忽略。
醫療保健服務的提供仍然受限於提供者的服務能力，因此，遠端患者監測系統必須足夠智慧，透過演算法、AI和機器學習(ML)精簡其輸出資料，讓醫生和護士能夠只關注影響最大的問題，而將影響較小的問題留給機器或其他人。
經濟
要克服的第三個挑戰是價值醫療的經濟問題。在現今的醫療保健模式中，醫療風險主要由醫療保健提供者承擔，財務風險則主要由支付方承擔。雙方的動機存在衝突，這導致醫療過程中會使用更多價格高昂的服務，因此成本更高，但患者治療效果卻不佳。醫療保健提供者和支付方需要協調風險，注重以臨床上合適的方式循證使用服務，在改善患者治療效果和管理成本上實現雙贏。
此外，當醫療保健提供者開始採用VBC模式並因為許多超出掌控的事情(例如，比起CT掃描或接種更難掌控的患者環境和行為)而受到影響時，支付方需要認識到其中的挑戰，並找到關於提供者付款的雙贏方法。
最後，患者需要更坦誠，並需要更積極地參與治療過程。就像在汽車保險產業中一樣，我們可以鼓勵患者更積極地參與改善自己的治療效果，避免因為患者不參與而產生的額外成本。
監管
政府及其出台的大量法規構成一種錯綜複雜的結構，也阻礙了醫療保健生態系統的創新。從保護患者(和更大的生態系統)的角度來看，監管是不可少的，但必須對其進行更新，從以FFS為主轉向推動和促進VBC。例如，美國的《反回扣法》(Anti-Kickback Statute)和《斯塔克法》(Stark Law)有效地防止了欺詐和濫用，但也使支付方無法激勵實現高品質/高價值的醫療。
此外，醫療補助計畫和其他政府支付機構的「最優價格」規定並沒有根據價值或結果調整，而只是根據成本調整，這導致市場混亂，無法帶給患者任何好處。最後，監管需要側重於提供更高的確定性、保護，推動價值醫療得到採用。
以醫療保健為核心
價值醫療模式的轉換相當具有挑戰性，需要重大的變革管理，但新冠疫情改變了其前景，也協助掃平了其前路上的障礙。現在，患者、醫療保健提供者、支付方，以及醫療保健生態系統中的其他各方，包括醫療設備和醫藥製造商，是時候攜手合作解決技術、工作流程、經濟和監管方面阻礙VBC採用的問題了。
為了推動VBC的採用，並改善患者的生活和福祉，ADI正與製造商、醫生和支付方密切合作，共同開發創新的醫療保健產品、解決方案和模式。以價值而非成本作為指導原則，可望使醫療保健系統從個人和人類層面大幅改善醫療效果，進而降低整體的醫療保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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