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遠端醫療變得過於強大…
作者 : Sylvia He，EE Times Europe特約撰稿
當我們為遠端醫療改善人類福祉而歡呼時，也必須考慮如何在不造成傷害的情況下謹慎使用這把雙刃劍。
多年來，遠端醫療(telemedicine)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讓更多人更容易獲得和負擔得起醫療服務。當今的遠端醫療應用使患者足不出戶就可以諮詢醫生，並讓醫生能同時遠端監控多名患者的健康狀況——例如患有慢性病的患者。
在COVID-19疫情期間，遠端醫療協助保護了醫療照護專業人員和患者。遠端會診讓醫護人員評估患者的狀況並優先考慮嚴重病例，同時監測在家中康復的輕症患者，從而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風險。
此外，當與監控人們去過哪裡以及與誰密切接觸過的應用程式結合使用，遠端醫療有助於市民評估其感染風險並主動回應。
當疫情最終消退時，遠端醫療對於解決全球公共衛生中一個進展緩慢但同樣嚴峻的問題可能至關重要：照護不足。在發達經濟體，這場危機可說是三個問題的總合：需要照護的老年人數量不斷增加、醫護人員嚴重短缺，以及大量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即將退休，這使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更加複雜。雖然人口老齡化在發展中經濟體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其醫療照護系統正苦苦掙扎於增加可用性，同時控制成本。
遠端醫療成為緩解這些問題的日益強大工具，但它也帶來了許多誤用的機會。
想想那些在許多國家(包括新加坡、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印度、伊朗、南非、奧地利和美國)協助追蹤COVID-19傳播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app)。
從根本上說，這些app由於可辨識受感染或有風險的個體以進行檢測和隔離，從而協助公共衛生人員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在疾病追蹤過程中，收集並分析大量患者資料。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將資料用於醫療保健分析和將其用於其他目的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
例如，在中國，該app根據存取使用者的數位足跡(例如使用者當前位置、之前的旅行及其接觸者等)，分派給使用者綠碼、黃碼或紅碼等健康碼。正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2020年3月的報導，持有綠碼者可以自由旅行，黃碼的人應該進行健康監測，而紅碼屬確診者必須隔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十分嚴格地執行健康碼系統。市民的數位足跡用於確定其是否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或進入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或醫院。高風險地區的任何人都會被分配到紅碼，即使這個人並沒有被感染，但他也無法離開該地區，直到該地區不再是全區紅碼。任何試圖違反隔離規定的人都可能會在眾多健康檢查站之一被抓到並被拒之門外，甚至受到懲罰。
不過，這種顏色編碼的過程缺乏透明度，使其容易被誤用甚至濫用。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中國的COVID-19 追蹤app似乎還與警方共用使用者資訊。在西方世界，這種做法類似於政府衛生機構使用亞馬遜(Amazon)和 Facebook 的資料來追蹤病毒的傳播，然後讓當地執法部門存取這些資料。
據國際性的公民社會團體——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指出，俄羅斯同樣使用其追蹤app作為嚴格執行隔離的工具。未安裝該app或回應通知將會被罰款。此外，該app還監控使用者社交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他或她的位置、通話、照片和連絡人等。而當這一場公衛危機結束後，在疫情期間所收集和存取的所有資料將會被如何處理？目前尚不清楚。
遠端醫療也可能讓藥物濫用更難被發現以及醫療索賠更難辯駁，因而導致在無意中助長了醫療照護系統的欺詐和濫用。
當我們為遠端醫療改善人類福祉而歡呼時，也必須考慮如何在不造成傷害的情況下謹慎使用這把雙刃劍。
(參考原文：Telemedicine Can Do Much Good, But Will It Become Too Powerful?，by Sylvia He )
本文原刊登於EDN China網站，Bowentan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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